它坚持认为，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该注意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以及价值、规范与事实的融通。

根据阿伦特的研究，[43]美国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革命者始终坚持了以自由立国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我不会改变行径的，虽百死而不悔。

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如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苏格拉底在非政治领域里对个人自由的践行何以会与在政治领域里运作的民主制度发生关联？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民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确定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  三、苏格拉底践行的是何种自由？ 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自由，显然并非一般所谓的古代人自由或积极自由。波兰尼的观点看》，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2卷，2009年。[52]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其吸引力在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无须再忍受碰巧英明伟大或愚蠢残暴的君主或贵族的奴役。[45] Gerald C. maccallum Jr.,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76 （1967）， pp. 312-. 334. 中译本见应奇/刘训练（主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

[7] 如他在法庭上主张雅典法律赏罚分明，他对雅典贡献甚大，应得奖赏而不是惩罚。[32]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62] 苏格拉底为之献身的自由实践，作为一种以身作则的典范，[63]而不是一种学说教条，向我们昭示了一种防止这种新专制出现和扩张的力量：不作不正义的事。

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它进行思考。而德性，恰恰首先关乎内心认同。……我四处奔走，别无所事，只是想劝导你们，无论老幼，不要只顾肉体和财富。具体到苏格拉底式自由是否因前述可能的不利影响而应当受到政治的干涉的问题，决定性的情境是：他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21] [英]柏林：穆勒与生活的目的，载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57页。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由，属于社会生活中的自由。

[9] 梁治平：《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法的悲剧》，《读书》1987年第8期。虽然讨论种种因为误用或滥用自由概念而始于自由终于专制的可能性，有助于澄清我们有关自由和民主关系的思考，但是，要真正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仅仅讨论误用或滥用的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不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讨论在逻辑上不可能包罗所有始于自由终于专制的可能性，而且也因为此种讨论永远不能正面地告诉我们：自由和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未被滥用/误用的自由和民主概念上来。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不仅仅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 [53]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51] 在这里，有必要将作为理想和价值的民主政治与现实中的民主决策技术区分开来。波兰尼的观点看》，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2卷，2009年。至此，关于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在民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度，在理想中，取决于他人的平等自由。哲学家康德干脆认为，在物质需求及其满足的层次，根本不存在自由。

可是他们两不能，他们既不能使人智，又不能使人愚，他们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的冲动。因此，这种自由不同于各人自扫门前雪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消极自由。

从本文的目的——也就是清晰地理解和讨论苏格拉底式自由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来看，我们只需要依据一般生活经验来区分如下三种不同领域的自由：[34] 1.物质世界中的自由，或者说人-物关系中的自由。但是，他从来未曾尝试像正面宣布自己一贯维护法纪、不行不义之事那样明确地宣布自己拥护民主政制，相反，他在法庭上发表的辩词多次表达了他对大众意见——民主制下政治决定的当然主宰——的轻蔑。

这的确是人的不义，而非法之过。而强世功认为，这是《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最具洞见的一句话。[60] 对此种心理的描述和分析，可参见：[美]埃里希。（申辩，P70） [18] 共和主义的当代变种，请看：[澳大利亚]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六千名审判官由全体公民抽签选出，但未必全体出席审判（出席审判者自四五百到上千不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并不会因为理论家换个角度看就消失。

像柏林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同意密尔所指出的，民主的自治理想一碰到现实，往往会因为在事实上每个人都被其余人统治而成为多数的暴政。也就是说，多数的暴政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恰恰是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前提（平等的自由）的结果。

我深信自己向不有意害人，可是不能使你们同样相信，因为在一起谈话的时间太短。但是，这种精神助产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它只是为个人行使自由意志和运用判断能力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

与阿伦特的分析截然对立的，可参看：施特劳斯：《苏格拉底六讲》，载刘小枫、陈少明：《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年。它是每个人与其它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

[6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45页。而面对这一境况，苏格拉底的实际选择与其在假设情况下的思考和判断保持了一致。因为，用柏林的习惯用语来说，苏格拉底式的自由，其实并不是消极地免于……的自由，而是积极地去做……的自由。而人的肉身存续，可能成为问题。

……（克力同 P99） 雅典人也许不如苏格拉底有智慧，但他们也不是被人轻蔑还不自知的傻瓜，他们很知道苏格拉底并不信服作为大众之代表的他们。——他正是以这种贡献为由提出雅典人应当请他到国宾馆免费就餐而不是判他死刑。

在这里，我要再次声明，为了保护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内的消极自由而在法律上划定一个公共权力不得任意干涉的私人空间是重要的，宪政和法治也的确是制约多数决成为多数的暴政的有效手段。对此，他的申辩是： 雅典人啊，这是实情：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或上面委派，我想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不辱。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起诉、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他在私下里思考或独自信仰，恰恰是因为他东奔西走，到处与人们交谈，坚持公开地检验自己和他人的意见。这一点，对于非政治领域里的个人自由和政治领域内的公民自由都是成立的。

然后辩称他不可能有意败坏青年。可参见：魏宝社：《科学共和国与自由秩序——从迈克尔。[59]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并没有真的导致那些人不能或不愿运用意志和判断。[53]然而，即使是柏林，也承认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是某种具有自身价值的东西，[54]而不仅仅是使消极自由得到承认获得保障的手段（贡斯当），或者一种获得幸福的手段（密尔）。

但是，这绝不是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苏格拉底在两千年前已经死去，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既成历史——。我对柏林自由论的反思，不同于一些批评者，如麦卡勒姆[45]对柏林自由论的批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密尔认为，个性的发展使人可能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a noble and beautiful object of contemplation），而这在密尔看来是世上最好的事：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已说到它把人类自身带到更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说吗？说到对于好事的妨碍，难道还有比阻碍这事更坏的事可说吗？[26]对这种思考中的高贵而美丽的对象，爱智的苏格拉底肯定会像密尔一样大加赞赏。——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式的自由，既不是所谓的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也不是所谓的消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

本文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揭示了政治的公民自由和非政治的个人自由所共有的要素，即具体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亲眼目睹了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处死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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